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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進寶:朱雷先生的學術與人生
發佈時間:2021-08-16 07:00  作者:  來源:  閲讀:

編者按:歷史學家朱雷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2021年8月10日凌晨在湖北武漢逝世,享年85歲。朱雷教授畢生致力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其學術論著極大地推動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進展,在國內外學術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謹以此文,表示悼念!

作者:劉進寶

朱雷先生(圖源:“光明日報”微博)

從1955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學習開始,朱老師已在武大學習、工作了50多年,可以説將一生都獻給了武漢大學,並對武漢大學及其歷史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

朱雷老師出生於1937年5月,他既是世家子弟,又是革命後代。在朱老師的成長中,經歷了太多的風雲變幻,社會的動盪、人生的選擇,是他們無法迴避的社會現實。從朱老師的經歷可知,愛國主義是他生命中的永恆主題。我這裏所説的愛國主義,並非是説朱老師是革命後代,也不是空洞而泛泛的愛國主義,而是具體的、實際的。

據我多年的瞭解、觀察和體會,朱老師愛他的家庭,不論是去世的親人,還是妻子兒女;對老師——尤其是唐長孺先生無比的愛護,在擔任唐長孺教授助手的10餘年中,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生活上,都能做到盡心盡職,受到唐先生親屬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如唐先生的公子唐剛卯老師回憶説:“我的父親對朱老師是非常看重與信任的。我父親在他自己感到來日無多時,曾將朱老師與我叫到面前交待後事。我父親的遺囑就是當着我與朱老師的面口授的,由此可見一斑。”“我的父親得到朱老師的照顧也是多方面的,特別是在北京整理吐魯番文書期間,我父親的晚飯都是由朱老師親自燒菜並加以安排的。”但他從不利用唐先生的信任而謀取個人名利。唐先生去世以後,又積極組織編輯整理《唐長孺文集》《唐長孺文存》等著作。據唐剛卯老師説:“在我父親去世後,他還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他老師的未盡事宜,特別是著作的出版。我父親去世未久,朱老師就策劃出版我父親的文集。請啓功先生為我父親的文集題簽,就是朱老師聯繫並親自陪我到啓功先生家的”;對單位——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歷史系(歷史學院)、武漢大學,非常關心;對學術組織——中國唐史學會等,也是關愛有加。

1983年在京都與唐長孺先生合影

由於朱老師的父母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從小就是在革命的環境中生長的,具有深厚的愛國情懷。據唐剛卯老師説:“朱老師出生於革命家庭,對湖北紅安老區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一次會議上,他在發言時對於貪污腐敗最為憤恨,對於精準扶貧,他提出了‘欠債’的概念,認為現在我們是在‘還債’,並因回憶起曾親見某些地方基層官僚欺壓老區百姓的行為而老淚縱橫”。另據武漢大學歷史系67屆學生洪宓回憶:1965年6月,他的同班同學王國華不幸溺水身亡後,正是朱老師將國華同學的遺物送回了家鄉——大別山革命老區英山縣。“朱老師肩挑國華同學的遺物,含淚走進英山瓦寺前,親眼見到國華家鄉老百姓貧窮的生活處境,國華家一貧如洗的艱難……臨別時搜盡隨身所帶的糧票、現金,以盡一位青年教師之心。”要知道,朱老師“既不是我班的政治輔導員,又沒給我班授課”。由他去送國華的遺物,就是因為朱老師的“父輩為革命獻身,與國華家鄉——大別山革命老區英山縣,有一種血脈相連的深厚情感”。“2007年,聽説國華同學的墳墓因為工程建設可能被毀,同學們互相轉告,商議將國華的遺骸遷回他的家鄉。”朱老師得知這一信息後,立即解囊相助,“同時不顧自己身體虛弱,親自與同學們一起護送國華靈骨回他大別山的老家。他不無動情地對我們説,當年是我把國華的遺物送回家的,今天我也要和你們一起把他送回家。”

正是對這許許多多的具體人、單位的關愛,才真正體現了朱老師的愛國情懷。中國早就有修身、齊家、平天下的古訓。作為一個個體的人,如果連自己的親人、尤其是生你、養你的父母都不愛的話,在關鍵時候能愛國家、能愛民族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認為,愛國主義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上,朱老師對家庭、對唐先生、對學生、對單位的關愛,正是其高尚人格,尤其是愛國主義的具體體現。

2010年在新疆博物館整理文書

朱雷老師的學術貢獻主要體現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協助唐先生整理吐魯番文書,可以説是朱老師學術經歷中最輝煌的事業,從1974至1986年春,朱老師由武漢大學借調至國家文物局,作為國家文物局“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組長為唐長孺教授)主要成員,並作為唐長孺先生的學術助手,赴新疆、北京等地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具體來説,《吐魯番出土文書》的10冊釋文本中,朱老師獨編了第6、7、8三冊,參編了六冊,即第1-5冊和第9冊。隨後出版的圖文本(1-4冊),系在已出釋文本全10冊的基礎上,加上原本修訂及原件照相圖版整理編輯而成,朱老師承擔了其中主要的修訂工作。1974—1986年,朱老師是37歲到49歲,可以説是人生最美好的階段。在這十多年中,朱老師拋家舍子,跟隨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魯番文書,將自己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研究事業。曾因為整理研究工作的勞累、生活的艱苦,導致八次胃出血。據唐剛卯先生説:朱老師“由於在外工作,不光是不能照顧家庭,自己吃飯也沒有規律,早早就得了胃潰瘍的毛病,幾度大出血,幾度生死。”

人生的許多都是有因果關係的。也正是由於朱老師將最美好的年華和精力獻給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和研究,使朱老師在吐魯番文書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國際學術前沿,20世紀80年代以後,他憑藉多年的學術積累和親炙唐先生教澤的優勢,在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領域脱穎而出,撰著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響併為學界矚目的學術論文,如《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論麴氏高昌時期的“作人”》《唐代“手實”制度雜識》《唐代“點籍樣"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鄉帳”與“計帳”制度初探》《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敦煌兩種寫本〈燕子賦〉中所見唐代浮逃户處置的變化及其他》等論文,就是傳世文獻與出土文書有機結合的典範。這些論文都是以小見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又有極強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意的獨到見解,推動了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入,為同行所折服和認同。

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有學者言及唐門弟子對唐先生治學的承傳問題,稱唐先生治學所主要涉及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三大領域中,“繼承魏晉南北朝的是高敏,繼承唐史的是張澤鹹,繼承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是朱雷”。王素先生在《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的書評中有言:“朱教授的很多論文,儘管經過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學術價值還是難以超越……學界師友常言:唐長孺先生門下,論文風格與唐先生最為接近者,莫過於朱雷教授。讀罷本書,深信此言非虛。”唐剛卯老師也説:“我父親對朱老師一直是很欣賞的,他也是承續了我父親的學風,這從他的論文中可以看出。”

2010年,朱老師又應新疆博物館的邀請,赴新疆幫助整理新發現的出土文書,主要是本世紀新挖4個墓葬的出土文書,還有上世紀七十年代未帶到北京整理的斷紙殘片。朱老師在新疆4個月,完成了這一艱鉅的任務。

最近我在編輯《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中朱雷老師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榮誕祝壽集》時,再次學習朱老師的論文,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朱老師雖然論著不多,但確實是有真學問的史學大家,他的論著是能夠經得起時間檢驗的,也是能夠流傳下去的。

從1955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學習開始,朱老師已在武大學習、工作了50多年,可以説將一生都獻給了武漢大學,並對武漢大學及其歷史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對武漢大學歷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中國古代史國家重點學科的再次認定、歷史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的獲得和博士後流動站的設立等,朱老師都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併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朱老師將一生的心血都獻給了國家和學術,國家和社會也給予了朱老師許多的榮譽。1986年,朱老師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為博士生導師,在前三批國務院評定的博士生導師中,歷史學科的導師年齡都比較大,50歲以下者只有兩位,即朱老師和廈門大學的楊國楨先生;1988年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同時還擔任(或曾擔任)國家教委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編、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美]羅傑偉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等。

朱雷先生與劉進寶在敦煌

朱老師以上成就的取得,除了他的刻苦鑽研,對學術的執着之外,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第一,具有江南人的細膩和聰慧。自明清以來,江浙地區就是出狀元最多的省份,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解放後的兩院院士也是江浙地區佔絕對多數。唐先生是江蘇吳江人,朱老師是浙江海鹽人,他們都具有江南人的細膩和聰慧;第二,朱老師長期從事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多次赴新疆、敦煌等地整理文書、學術考察和參加學術會議,在新疆、甘肅生活工作的時間很長。大西北厚重的文化底藴和大漠戈壁、黃土高原的薰陶,造就了朱老師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和粗獷、豪放的性格;第三,尤其需要説明的是: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位人品、學問堪稱一流的好老師——唐長孺先生,並有幸長期在唐先生身邊學習和工作,得到了唐先生學問和人品的真傳;第四,從早期從事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到後來又長期擔任國家級學術組織的許多工作,朱老師都與國內一流學者有着密切的接觸、聯繫與交流,使他具有了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獨到的學術眼光。可以説,正是這許許多多機遇的有機組合,才成就了今天的朱雷老師。

(作者劉進寶系浙江大學教授)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微信公眾號  本網編輯:付曉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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